近年来，国别和区域研究在中国学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要求我们提高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规则议程设置的能力。加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急需大量关于域外的知识积累和生产。纵观世界主要大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国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战略布局体现，反之又能推动国家全球利益的拓展。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领域，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化”进程有待加强。作为一门“大国之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需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学科地位，目前而言，我国在其学科设置和资源投入方面都相距甚远。全球最早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化”的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其教学科研机构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模式等充分体现出这所高校以跨学科、交叉学科为主的办学逻辑。目前中国综合类高校、外语类高校等纷纷通过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方式培养相关人才，所属的一级学科主要是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和世界史等。这种自发式的建设方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但终究难以形成合力，需要加强学科的顶层设计，在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门类下增设国别和区域研究，并将与之相关性最强的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社会学、宗教学等一级学科汇聚在一个学科平台之上，从而更为有效地整合学科资源，打破学科壁垒、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推动建设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范式和路径。
其次，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制度化”发展至关重要。美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展，与其制度化保障不无关系，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形成对峙局面，需要加大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阵营的研究，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和学者共同参与了该学科的建设。目前，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关乎国家战略布局及利益拓展，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一方面，需要在国家立法层面上加以保障，确保其获得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资源；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高等教育、智库、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在资源配置、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良性的供需关系。该领域具有特殊性，人才储备和激励制度、学生和学者赴海外调研、成果评价体系等方面尚需国家给予专项资金和政策倾斜。
最后，国别和区域人才的培养力度需大力加强。美国学者对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人才作出界定，即已掌握所研究地区大量确凿的信息，具备该地区语言的较高运用能力，具备广泛的最新的直接接触该地区的经验。据此可以看出，这门学科与语言（外语）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目前中国高校设立的400余所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大量集中于外国语大学或外国语学院，具备西方语文和对象国语言扎实的语言技能，能够帮助学生顺利开展访谈、调研、数据收集与整理、文献研读。除此之外，学生也需要接受某一学科或多个学科的系统训练，建立起关于一个国家和区域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并在对象国开展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对这类人才更应采取宽口径和长学制的贯通培养。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